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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狮子会官方网站」康乾盛世为何不用清官用贪官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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狮子会官方网站,「康乾盛世」,又称「康雍乾盛世」,始於康熙二十年,即公元1681年平三藩之乱,止於嘉庆元年,即公元1796年川陕楚白莲教起义爆发,持续时间长达一百一十年。这一时期,不论是在政治上,还是在经济、文化上,以及其它诸多方面,都将中国传统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,而国家的统一,疆域的扩大,社会经济的繁荣,无疑是「康乾盛世」最显著的历史特征。

但是「康乾盛世」是一个不完美的盛世。尤其是康、雍、乾三朝大都重用贪官,而不用清官,导致「康乾盛世」的吏治极端腐败,黎民百姓怨声载道,这也成為大清王朝由强盛逐步走向衰落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。

清官、贪官之分大概是从明朝开国时期开始的。明朝之前的歷代王朝,因为实行的是宰相制度,宰相统领群臣,完成皇帝交给的各项任务,维持王朝的生存和发展。这样就使君权和相权保持某种程度的权利平衡。因此,也就出现了歷代王朝,宰相得意群臣跟著得意、宰相倒霉、群臣跟著倒霉的现象。而在明朝废止了宰相制度,君权开始主宰一切,朝中的大臣士开始各自為战,不得不选择以自己个人的清廉形象抗争专制皇权。而一般老百姓最痛恨的就是贪官污吏,因為官员的贪污意味著直接剥夺他们的收成和利益。大明王朝的许多官员正是抓住这点,大力宣扬自己的清廉,抗议朝廷滥用权力,伸张自己心目中的王道和正义,以获得广大老百姓的同情和支持。

因此,从历史上看,有明一朝的朝中官员和皇帝之间的关係最为紧张。大明王朝之所以建立锦衣卫和东厂、西厂三大特务机构,就是為了监视、打击那些敢於冒犯皇权的各级官员。但有明一朝的歷代君王,似乎都没有找到彻底的解决与清官对立的办法,就是逮捕、杀头都无济於事。那些敢於抬著棺材冒死上朝进諫的官员不仅没有根绝,反而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大力支持。而这些抬著棺材上朝进諫的官员,在老百姓的心目中不仅是响噹噹的清官,而且是响噹噹的忠臣。

古代有一句名言,叫做「国家昏乱有忠臣」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与忠臣、清官对立的自然就是昏君了。同样的道理,為官不贪,乃是天经地义的常理,表彰清官,或者说不贪污的成為一种稀有的高尚道德行為,也就意味著贪污已经是常态了。到了清朝,皇帝们终於找到了解决朝廷官员与皇权之间的紧张关係的方法,那就是重用贪官,不用清官。清代的康、雍、乾三朝皇帝在大角狠抓廉政建设的同时,却暗中纵容和鼓励官员大肆贪污,中饱私囊。

康熙把重用贪官的原因就说得很清楚,他说,「人当做秀才时,负笈徒步,及登士版,从者数十人,乘马肩舆而行,岂得一一问其所以来耶」,「故朕於大臣官员,每多包容之处,不察於细故也」。那意思是说,士人没有做官之前,穷得要命,一旦做官,马上就有随从,有车,不贪污怎麼可能。不过,圣明的君主之所以圣明,就是「每多包容之」,贪污也就贪污吧。所以有人控诉自己首先贪污时巨款时,康熙亲自做了很有人情味和幽默感的批示,说此人「小有所取,亦未可知」,至於贪污巨款,则「必无其事」。那些心领神会的官员,从此自然放心大胆地「小有所取」,享受著先富起来的优惠政策,过上了「三年清知府,十万雪花银」的生活。

不过,康熙并非是白痴皇帝。他比谁的清楚,独裁政治的核心原则是权力。保持权力的垄断性,维持统治的稳定性,乃是压到一切的重要任务。每个官员都有贪污行為,也就意味著每个官员都有小辫子抓在皇上的手裡,不听话,随时可以查办。乖乖听话,自觉珍惜来之不易的稳定,则不妨「小有所取」,放心贪污。而以惩治贪污的方式,清除个性张扬的官员,既可以把他们名声搞臭,彻底打垮和剥夺他向皇权挑战的资本,又可以向一般民眾展示自己反腐败的决心和信心,获得民眾的支持。如此一来,不仅从内部消除了体制内的官员挑战和质疑独裁统治的可能,又把支持士人向皇权挑战的「民意」抓到了自己手中。查办贪污,也就成了清朝统治者清除持不同政见者的最好办法。而这些也就是大清朝廷对大贪污犯的惩治,都发生在权力更迭之际的原因。一般不明真相的群眾,还以為真的出了真命天子,山呼万岁。他们哪裡知道,鼓励和纵容贪污,正是 「当今圣上」的权力秘诀。

雍正即位之后,更是以「严明」察吏,推行刚猛政治。他大力整顿吏治,清查钱粮亏空,对查实的贪污官员严加惩处,追回赃款,抄没家產;又改兴廉為养廉,实行「耗羡归公」,官员按级别从中提取「养廉银」,给予官员合理的酬劳,使贪污行為失去借口。雍正的高明在於不仅惩治了大批贪官污吏,而且在加大惩罚力度的同时诉诸制度保证,对整肃吏治颇為有效。

但是,雍正在对待清官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是不容忽视的。他说,「洁己而不奉公之清官巧宦,其害事较操守平常之人為更甚」。他还甚至认為,「此等清官,无所取於民而善良者感之,不能禁民之為非而豪强者颂之,故百姓之贤不肖者皆称之……及至事务废弛,朝廷访闻,加以谴责罢斥,而地方官民人等群然叹息,以為去一清廉上司,為之称屈」,而像李卫等能吏敢於触犯各级人等的利益,结果「或谤其苛刻,或议其偏执,或讥其骄傲,故意吹索」,為舆论所不容。因此,雍正提出「舆论全不可信」,甚至舆论皆称好者,想必是沽名邀誉、欺世奸诈者流;為眾人所攻訐而孤立无援者,则应备加呵护。

雍正深信「贪官之弊易除,清官之弊难除」,选拔大臣时,「寧用操守平常的能吏,不用因循废事的清官。」為了彻底消除官员好名的风习,他还禁止百姓挽留卸任官员和為他们建祠树碑。雍正过於倚重能员,鄙薄清官,这种矫枉过正的措施也產生了消极后果,即时人指责的「贪吏、酷吏者,无一不出能吏之中「。

到了乾隆时代,大大强化了雍正重能轻贤、重才轻守的倾向。他不仅贱视清官,而且对一切有沽名钓誉之嫌的官员深恶痛绝,绝不能容忍臣子以气节操守获取清名。而反过来,他却重用以和珅為首的一大批贪官污吏,為祸朝廷,鱼肉百姓。乾隆中期以后士大夫道德自律日益鬆弛,清官不称於世,而贪官污吏出於能员者不乏其人。后来养廉银製度虽一直沿用,但各级官员不再以清廉品节相尚,虽一时畏於严法不敢出格,但忽略人品的砥礪与惩劝,已经埋下官场风气日渐衰落的隐患。

其实,纵观历朝历代的朝廷需要的,不是张扬的清官,而是听话的贪官。这些贪官之贪,说到底无非就是从老百姓身上搞点钱物而已,无伤大雅。如果以「清廉」为政治资本,则是公然挑衅皇权,要把权力从自己手裡拿走。这才是是要命的事。独裁政治,考虑的永远是权力的垄断和独佔,而不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。

「康乾盛世」的产生和发展,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康、雍、乾三朝皇帝拥有独特的个人素质,他们凭借自己的才能延缓了封建社会衰败的进程,但是,却改变不了其日渐衰败的命运。「康乾盛世」的繁荣无疑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回光返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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